#文科生和理科生为啥互相看不惯# (文 | 中微子和小二)
在社交网络上,经常能看见文科生和理科生互相丢石头同时假装不看对方。每次他们互相丢石头的话语都差不多:文科生觉得理科生没有人性,理科生觉得文科生没有头脑。他们互赠贬低话语,也等于接受了对方的贬低话语。

这些人口水仗打得热闹,其实只是证明了人性和头脑不一定能兼得,缺少其中一样也不意味着肯定拥有另外一样。这些口水仗也证明人类有一种寻找优越感的本性,凡是自己有的,都远比别人强;别人没有的,自己有,所以别人无论表面上如何,内里就是不如自己。

文科生和理科生只是一个很晚才出现的类别划分,大概跟高考出现的年代差不多,然而已经足够造成大量的成见与隔阂,有时是开玩笑,有时是认真的。

理科生总觉得自己是自然规律在人间的使者(身为一个理科生发一句感慨:自然规律仅限于课本的时候是多么容易啊),文科生总觉得自己是人类道德和良知的守护人。这种自我膨胀的想法,闪念一过也就罢了。四面望望,世界上乌泱乌泱有数以千万计的文科生和理科生,每一个人不过是大木一叶,太仓一粟,没有谁是别人代替不了的。

不幸的是,无论文科生还是理科生,其中有些人就是特别轴、特别认真(我觉得他们才真的是同一类人),深深觉得自己有拯救对方阵营人生的大任,又痛心疾首对方负隅顽抗,不肯被救,活该陷在泥潭里过痛苦的生活。

欧·亨利有一篇非常著名的短篇小说,叫《最后一片叶子》,这篇小说发表于二十世纪初, 艺术家们聚居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因为这里的窄街陋巷房租便宜,容得下热情但一无所有的年轻人们的梦想。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天赋并不高,运气也不怎么样,但是欧·亨利爱他们,写下了许多他们的故事,也许是因为欧·亨利自己有一部分是闯纽约的年轻人,虽然他已经不年轻了。

年轻的女艺术家得了肺炎,很颓丧,觉得自己要死了。那时抗生素还没发明出来,肺炎基本靠自身力量。医生对她的好朋友说,如果能让她把死亡的念头从脑袋里赶走,活下去的机会就高很多。听说了这件事以后,住在底楼的老头子雨夜里在墙上画了一片叶子,让女孩子有了生活下去的希望。

老头六十多岁,大概也是从青年起就混纽约的艺术家之一,始终没等来点亮天赋和运气加持,所以变成了一个事业无成、牢骚满腹的老酒鬼。老头的杰作转变了姑娘的思想,让她得到了生命力,自己却冻病了,死于肺炎。

这是一个属于成年人的发生在大都会的童话,因为这个死亡结局意味着永生,被故事里的其他人永志不忘。活下来的艺术家如果有一天成名了,可能会把当年用老头作模特画的速写改成不朽的肖像作品。凡是读过这个故事的人,在深秋看见墙上的零落败叶,都会想起它。

如果这个故事发生在二十一世纪初呢?急性肺炎的治疗已经很容易,不算一回事。如果艺术家们居住的国家有免费的公立医疗,生病的姑娘会被拉到医院,住几天然后出来;如果没有免费的公立医疗,会被拉到医院去住几天然后出来还带着一大笔债。

老头不会有表现他性格光辉的机会,被一个疗程抗生素很容易治好了的年轻人也体会不到生命的宝贵,如果要用好几年来还债,可能会情绪更低落绝望。老头可能最后会酗酒而死,年轻的艺术家可能会因为实现不了梦想离开画家村,离开艺术,或者不得不接受这辈子最多只能为新出版的小说画插图,总之是不开心,但他们可能会平均多活三十年。

所以是有抗生素好还是没有抗生素好呢?人是喜欢活着还是不喜欢呢?人是容易满足还是不容易满足呢?如果有一个可以稳当套用加权求和的“人生值得”公式,就一切都解决了:理科生去测定权重,文科生来定义求和各项。可惜的是并没有,无论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指点社会时说的那些话都是有意无意的偏见集合,不值一驳。

到了自己的生活这里,得自己去一个个寻找变量,测定权重,然后把它们都加起来。这个总和没法跟别人得到的值相比,也没法跟自己权衡再三没有选择的道路相比。走向远方的路是一代代文科生和理科生携手铺出来的,然而在路上的经验值还是要靠自己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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