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评析 | 从新西兰大赦看:澳洲历史上的三次大赦

前言

回顾历史,澳大利亚很少提供任何类型的移民特赦,无论是针对非正常居住在澳大利亚的人、签证逾期居留者,还是违反签证条件工作的人。少有的移民特赦事例发生在几十年前,当时移民和签证制度与现在大不相同。

在疫情的催发下,人们呼吁澳大利亚政府对未持有有效签证的移民进行签证特赦。签证特赦的提议来自不同的地方,包括党派、学术界和国家农业劳工咨询委员会的农业劳动力报告。为应对COVID19的影响,最主要的担忧是农业部门的劳工短缺,如果人们害怕被驱逐出境,他们可能不愿意主动接受COVID19疫苗接种,等等。

这一想法遭到了政府高级官员和公共服务官员的拒绝。内政部长迈克尔佩祖洛在今年3月份的参议院评估听证会上,称特赦将“破坏澳大利亚签证制度的完整性”。但是,为什么澳大利亚以前会尝试这样的大赦?

历 史 回 顾

1974年、1976年和1980年,澳大利亚政府对签证逾期滞留者或其他非正常入境者进行了大赦。这些政策使某些类别的“非法入境者”有机会在一定时期内申请永久身份,当然前提是他们符合健康和品格要求。这些计划背后的基本原理通常是:为了管理可能受到剥削、存在健康问题或者包含犯罪份子的无证人口。公众对“非法入境者”数量的看法,以及先前解决该问题的措施屡屡失败也是因素之一。后来,为在原籍国受人道主义因素影响的在澳人口的签证豁免也被描述为“特赦”,但更多的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大赦(amnesty)。

1974年的“豁免”(dispensation)由移民部长 Al Grassby 于1974年1月宣布,并一直开放到1974年6月30日。根据参议院评估委员会当年晚些时候的一份报告,只有367人符合条件,其中大多数是逃兵。

1976 年的特赦 (coalition) 在 1975 年 12 月大选前被马尔科姆·弗雷泽视作为“联盟政策”,并由移民和民族事务部长迈克尔·麦凯勒推进。弗雷泽政府还发起了 1980 年的“身份正规化计划”(regularisation of status program)。1976年,8614人在指定期限内提出申请,到当年6月30日,已批准5574人申请,4人被拒绝。

1990 年移民条例联合常务委员会 (JSCMR) 报告关于澳大利亚非法入境者——平衡控制和人道主义,总结了后两个项目:

1980 年身份正规化计划中,澳洲政府一共收到11042 份申请。到1981年10月16日,共处理了 9734份申请,其中217份不符合资格,8份被拒绝。

在签证签发的报告中,移民和民族事务部长伊恩·麦克菲 (Ian Macphee) 表示,政府将通过立法限制在澳大利亚期间有资格将其居留身份从临时变为永久的居民类别。通过将这项措施纳入1958 年《移民法》,政府旨在有效排除未来的任何大赦,因为这需要进一步立法。

90 年 代 初

JSCMR报告指出:“澳大利亚政府坚决反对进一步大赦,并且得到了委员会的支持。”例如,1987年澳大利亚移民政策咨询委员会(菲茨杰拉德调查)指出“政府已排除对非法移民的特赦权力”。

由于FitzGerald Inquiry于1988年6月提交的报告,澳大利亚的移民立法从1989年12月19日起进行了重大修订,用监管框架取代了一系列部长级和行政“自由裁量权”安排。1989年的改革包括严格限制“非法入境者”可能寻求使他们的移民身份正规化的途径,例如拒绝通过与澳大利亚公民或永久居留证缔结家庭为由而申请签证。

澳大利亚政府施行了“宽限期”,鼓励符合条件的移民通过正规化的途径主动申请身份或选择离开澳大利亚,从而不会招致入境禁令或排斥期。“宽限期”政策延续了旧体制下的一些政策,包括由于家庭关系,或者不可抗力的人情理由但不包括就业理由。“宽限期”几次延长,并在1993年12月最终关闭之前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

这些措施被描述为对澳洲移民的过渡性的安排和让步,部长们(例如罗伯特·雷和格里·汉德)明确表示:这不是大赦。

现在?未来?

澳大利亚内政部在2020-21年的预算报告中,将现在的签证体制描述为“通过有效和适当的预防、威慑和执法计划,最大限度地遵守入境和逗留要求”。

签证已过期或即将过期,并需要帮助解决其移民身份的申请人可以在澳大利亚移民局的网页上获取大量信息和资讯。并且现有体制规定了:对于没有有效签证的人,依旧可以申请帮助,或在特殊条件下寻求移民部长“赦免”。

总的来说,“移民”作为澳大利亚边境保护措施的一部分,政府一直保持其对签证合规的立场,并且还没有表现出想要改变这一现状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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