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研究者,我也越来越感觉到这种教科书的负面影响。 因为教科书常常是用一个集体认可的框架把各种意见捏合在一起,把复杂的思想史变成可以背诵的图式,就好像把二十四史蒸馏成三字经,把3000年历史压缩成一张大系表,思想史变成了人物生平词典和 著作要点选读,为的是便于讲授、便于记忆、便于考试。作为一般知识的教学可能有效,但是如果用来启发研究思路却可能很糟,特别是当教科书用一个面面俱到的框架把理解的视野规定在它的范围内,用一种缺乏个性却似乎有权威的语言风格把学术叙述变得像官方文件,用一种刻板的形式把思路变成可以套用的公式的时候,它常常是培养了装在教科书中的套中人。近年来我一直在想,我们现在那些充斥在大量刊物上的、平庸的、重复的、千人一面的论文可能就是教科书的后遗症,由于在教科书背后有统一的考试,统一的考试背后,是一个象征着 某种似乎拥有不容置疑的权威的思想史话语,它把教科书的这种‘权宜’变成了‘权威’,‘权威’则通过阅读与考试,暗示了一种思想史的写法,这种写法则把这种章节的形式和内容作为固定的模式,将思想史的连续性思路割裂开来,向人们显示着有权威性的集体话语,这种权威的集体话语则确认了这种写法的合理性。——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O中国思想史 葛兆光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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