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7日，《今日印度》发表了《一场充斥着错误的悲剧：印度灾难性的新冠危机背后的10个原因》的文章，全文第三部分如下：
8. 关于疫苗的自满情绪
印度的疫苗推广速度慢得令人发指，由于官方的自满情绪和对疫苗在抗击第二波疫情中的关键作用缺乏远见，导致了疫苗推广的缓慢。
疫苗生产是一个印度甚至比许多发达国家都要领先的领域。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疫苗制造商之一，早期的疫苗人体测试，包括印度研发的一种疫苗，都显示出巨大的前景。印度中央政府知道，如果这些疫苗被批准使用，印度将拥有一个可靠的保护伞来对抗新冠病毒。2020年8月，甚至在第一波疫情高峰到来之前，印度中央政府已就新冠成立了一个国家疫苗管理专家组（NEGVAC），以制定全面的疫苗接种政策。
国家疫苗管理专家组邀请FICCI（印度工商会联合会）帮助评估国家的接种能力。联合会与EY咨询公司合作，提交了一份战略文件，估计到2021年8月，印度将需要设立13-14万个疫苗接种中心、投入10万名医疗专业人员和20万名辅助人员来处理需要优先接种疫苗群体（约3亿人）的接种和后勤工作，并在2022年底前为印度所有成年人（约8亿人）完成接种。文件估计大约60%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将需要作为疫苗接种中心，还指出印度公共卫生部门只能提供所需人力的60%-70%，这意味着私营部门将需要发挥主要作用。
然而，不久之后，事态就走下坡路了。首先，考虑到人口规模和对接种速度的需求，印度中央政府本应现实地评估涉足新冠疫苗生产的两家机构的生产能力。疫苗生产巨头印度血清研究所（SII）与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学的财团合作，生产Covishield（印度版阿斯利康疫苗）。同时，巴拉特生物技术公司与国家病毒学研究所合作，研发印度国产新冠疫苗Covaxin。这两家公司加起来每月能够生产1.1亿剂新冠疫苗。考虑到完成接种需要两剂疫苗，印度将需要近20亿支疫苗为成年人口提供保护。这一事实本应促使国家疫苗管理专家组建议印度政府提前预订更多疫苗，正如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对国际疫苗生产商所做的那样。同时，因为这两家公司实际上不可能在足够早的期限内完全满足印度的疫苗需求，所以，国家疫苗管理专家组更应该积极探索与其他公司的合作。Shantha生物技术公司的创始人兼总裁K.I. 瓦拉普拉萨德.雷迪 说：我们没能迅速采取行动。
随着去年9月后第一波疫情的退潮，印度国家疫苗管理专家组陷入了自满状态，将所有赌注都押在了印度公司身上。1月，当专家组宣布印度开展疫苗接种行动时，接种以一种缓慢的速度开始，首先为面临最大风险的一线和卫生工作者以及60岁以上的人群接种。
迪沙印度公共卫生研究所的卫生经济学家萨里特说，印度最高决策层的自满情绪造成了混乱，印度政府低估了对疫苗的需求，认为印度已经赢得了这场战斗。
印度国家疫苗管理专家组所犯的第二个错误是尽管知道公立卫生设施严重不足，却没有及时让私营部门参与相关工作。印度IT巨头阿齐姆·普莱姆吉曾请求让私营部门大举参与，以加快印度的疫苗接种进程，但专家组却充耳不闻。印度中央政府自鸣得意，无动于衷地继续执行既定政策，直到今年3月，第二波疫情以山呼海啸之势席卷全国。然后，尽管两家印度疫苗生产公司都表示要到7月份才能提高疫苗产量，印度中央政府却接二连三地宣布扩大疫苗接种范围，首先说45岁以上的人有资格接种疫苗，一个月后又说18岁以上的人也可以加入。几乎在一夜之间，印度有7.5亿人在排队等待接种疫苗。鉴于疫苗短缺，到目前为止，只有9个邦开始为18-44岁年龄组的公民接种疫苗。专家组还宣布对中央、邦和私人采购疫苗实行差别定价，这加剧了混乱，导致印度最高法院建议疫苗定价合理化。
这时，专家组才向印度血清研究所和Bharat生物技术公司提供了450亿卢比（译者注：约合39.4亿人民币）作为印度中央政府采购疫苗的定金，以促进疫苗生产，但专家们说这是专家组在半年前就该做的。印度中央政府还宣布，将允许进口俄罗斯产新冠疫苗：大卫星，供紧急使用。还允许印度公司与其他制药公司合作，生产疫苗。私立医院也被告知他们可以直接从生产商那里购买疫苗，从而结束了政府对疫苗采购的垄断。易观国际的合伙人、公共卫生专家穆拉里达兰.奈尔说："印度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者最初实施疫苗接种战略时，没让私营部门发挥多大作用，同时在决策和疫苗生产方面都失去了先机。
一些人认为，印度政府可以绕过专利，直接委托其印度疫苗制造商生产新冠疫苗，但专家说，这并不那么简单。"虽然《专利法》中的条款允许印度政府援引'强制许可'条款绕过专利垄断，因为目前印度确实已面临国家级紧急情况，但问题是印度目前谁还拥有足够的生产能力和技术知识来生产新冠疫苗呢？
专利专家公司GNA Patent Gurukul的创始人兼CEO 奈尔说，未能预见新冠疫苗供应危机的印度国家疫苗管理专家组和对疫苗推广沾沾自喜的印度联邦卫生部，必须为印度的疫苗接种运动陷入如斯失败承担责任。
9. 急需：一个有效的作战室
印度对抗新冠疫情的斗争一直缺乏一个全国性的技术解决方案来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引导。
想象一下，如果Ola或Uber应用程序，仅仅只是显示城市中到处都有出租车，但却没有给你派车，没有支付网关，也没有分析功能。这个应用程序会成功吗？不太可能。而这也是印度第二波新冠疫情的关键性特性：混乱。所有的医院都被寻找床位、氧气和重症监护设施的病人所围困。由各邦政府设立的新冠呼叫中心被求助电话所淹没。许多被新冠呼叫中心引导到医院的病人发现其实医院并没有空病床。有报道称，在医院病床分配、药品和氧气瓶的黑市销售方面充斥着腐败和裙带关系。
德里是印度第二波疫情中，受大量新增确诊病例冲击最严重的印度城市，而邦政府居然迟至2021年5月4日才设立了一条帮助热线，这时，该邦的氧气短缺和医院病床不足的危机已经持续了近两周时间。一位高等法院法官建议德里邦政府开发一个APP，人们可以在其上传自己的详细信息，同时医生也可以在APP上提供在线咨询。
新冠病毒不可能乖乖遵循印度中央和邦政府双层政体结构对卫生事务的具体分工而不越界。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抗疫指挥组织显然是当务之急。然而，各邦政府和印度中央政府都没有利用两波疫情高峰之间的缓冲来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卫生灾难管理系统，以管理挤满医院的病人，或组建可以远程监控病人的医生队伍。
由印度中央政府统一在每个邦都建立一个实时信息中心，其节点与印度联邦卫生部下属的中央监测指挥单位相连，可能是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虽然这不能解决最紧迫的问题--医院床位和氧气的短缺--但这将有助于优化这些稀缺资源的流动并阻止不当行为的发生。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却是各部委、部门和邦政府各自孤立的疫情态势室、呼叫中心和孤立的数据。
4月初，随着印度的新冠确诊病例开始飙升，印度工业和内贸促进部设立了一个24小时运作的指挥室，全天监测带有GPS定位器的液氧罐车从装载到向各邦急需氧气的医院交付的实时情况。可提供的详情包括卡车的注册号、司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出发时间、预计到达时间以及延误情况（如有）。
4月28日，北方邦政府对他们的IT系统进行了深入升级，该系统可以帮助他们追踪中央配属给北方邦的氧气的物流情况。北方邦已经建立了地区级的新冠需求和供应监测作战室，由邦行政长官直接负责。作战室监测医院和家庭的氧气需求，以及对关键药物、血浆和救护车的需求。他们说面临的挑战是公众意识淡薄，以及这些机构可能获得的投入不足的事实。
旁遮普省有一个指挥室，拥有一个新冠病人的数据库，为他们提供上门送药、食物援助和24小时医疗咨询。卡纳塔克邦的作战室则监控政府和私营医院的氧气和关键药物的需求和供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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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4月，联邦卫生部研发了一个数字化后台模块，显示全国各地的疫情热点、封城措施和各机构之间的协调。这个后台模块已被复制到至少20个城市。然而，这些都仅仅是B2B解决方案，后台模块和呼叫中心的挑战是与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联系起来。
一个统一的泛印度数据库，利用远程医疗，将被证明有助于消除医院中的一些混乱现象。医生可以用其远程筛选病人，判断他们是否需要体检、住院或在家隔离。人工智能则可以帮助筛选社交媒体上的信息，为中央数据库提供信息，并将可用资源与需求相匹配。还将允许各邦，例如，监测装备了GPS信号接收机的液氧罐车的物流，或协助政府重新分配资源，如制氧机和药品，并根据疫情的变化在各地之间机动部署卫生专业人员。借用军方的战区司令部概念，每个战区的所有资源都集中在战区司令部的领导之下。这些资源也可以被转移到其他需要增援的战区。
建立这样的系统对印度的软件和服务业来说是小菜一碟，2021年财政年度印度的软件和服务业的收入将达到1940亿美元。印度的IT公司已经可以提供极度复杂的解决方案，如Infosys公司的Finacle完全实现了全球银行流程的自动化，或TCS的Passport Seva项目简化了全国范围内的护照交付。
在没有这种软件驱动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出现了布里汉孟买市政公司（BMC）设立的那种呼叫中心。该模式由BMC公司的负责人I.S. 查哈尔构思，分两个阶段建立（2020年5月和2021年4月），处理新冠疫情管理的各个方面，从检查病人是否需要住院到分配床位。这些呼叫中心分设在36个BMC区。每个区至少处理两个郊区，总人口达50万。
专家说，各邦所拥有的最多只能称为BPO中心，而不是作战室。这些BPO缺乏一个实时信息传播系统（RIDS）。一个BPO呼叫中心在危机中可能会被淹没，而一个自动化系统则可以有效地处理各种事务。由位于班加罗尔的QuGates 技术公司开发的一个RIDS，提出了一个实时数字式监控机制，以监测各种新冠急需商品的供应情况。并通过APP连上终端消费者。
QuGates的首席执行官S. 苏达卡兰说："这样一个系统具有巨大的潜力，可以横向（能力和范围）和纵向（服务）扩展，并可以根据任何灾害管理场景进行重新配置。该系统使用一个开源的门户网站。他说，这可以无缝连接各自助团体的志愿者，并提供他们行动区域以外的资源。这是一个用于疫情医疗的Uber。
10.政府的失位
当印度政府未能履行其职责，而是专注于政治回报时，司法机构和选举委员会也同样缺位。
当纳伦德拉.莫迪领导的印度联邦政府去年宣布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封城时，印度全国的新冠病例数量仅仅只有618例。整整一年后，即使这时印度全国已有300万个活跃病例，确诊总数已超过1100万，印度仍在为定于4月1日开始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宗教集会之一：“大壶节”(Kumbh Mela)做准备。
虽然来自印度各地的专家纷纷提醒在面临疫情威胁时，不要举行这个超大规模的宗教聚集活动，但印度政府对这些呼吁充耳不闻。对于大壶节活动，即使邦政府张贴告示口口声声要求参与者们遵守疫情隔离措施，但除了虔信徒之外，所有的人都清楚，这个将会聚集数百万人的马拉松式活动根本不可能遵守抗疫隔离要求。北阿坎德邦首席部长蒂拉特.辛格.拉瓦特甚至宣称，"信仰将战胜对新冠的恐惧"。遗憾的是，信仰并不能阻止疾病的发生。
之后，尽管印度每天的新增病例数超过了20万大关，但印度联邦卫生部和国家似乎都不打算强制停止大壶节活动。莫迪总理浪费了17天时间后，才仅仅要求人们象征性地参加剩下的为期一个月的活动。印度联邦卫生部长哈什-瓦尔丹在与11个邦的卫生部长举行的视频会议上，将病例激增的原因归咎于公众。他说：还在进行选举，宗教集会......人们依旧还在旅行，参加社会活动，不遵守规则，不戴口罩，甚至在拥挤的公共汽车和火车上也是如此"。他忘了，正是他的政府允许这种大规模聚集活动不受控制地急需进行。印度联邦内政部本可以援引《灾害管理法》（DMA），阻止这一宗教聚集活动。相反，当4月27日，足足近25000人成群结队参加神圣的浸礼，却几乎没有看到一个人戴口罩时，印度卫生部却对此视而不见。
甚至还有政客公然藐视疫情隔离措施的情况。例如，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全国大会党党魁沙拉德·帕瓦尔和他的女儿塞博利亚今年早些时候出现在浦那的一场婚礼上，宾客超过了50人，这是违反了疫情隔离规定。
4月14日，孟买高等法院驳回了朱马清真寺的请求，即在斋月期间每次允许50名信徒进入清真寺。然而，两天后，德里高等法院却允许首都的尼扎穆丁马克兹清真寺举行同样的宗教活动，因为 "印度联邦政府尚未就禁止所有宗教场所的集会做出决定"--200公里外大壶节活动还在继续举行呢。
就在第二波疫情席卷全国时，印度还见证了阿萨姆邦、西孟加拉邦、泰米尔纳德邦、喀拉拉邦和本地治里的大规模选举集会。包括总理莫迪和联邦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在内的所有高层领导人都参加了集会，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一起。而面对此情此景，印度选举委员会（EC）却仍像一座泥塑一般无声旁观者。
直到加尔各答高等法院介入并斥责了选举官员，选举委员会才最终采取了行动。委员会禁止了西孟加拉邦的大型集会和youx行，但这时，西孟加拉邦的新冠检测样本的阳性率早已从一个月前的2%飙升至22%。虽然还没有太多的证据来验证选举集会和新冠病例激增之间的相关性，但前首席选举专员S.Y. 库莱希(说，选委会本来有权禁止公众集会，只允许在线选举活动。他说：为抗疫指定的相关禁止群体活动的措施很好，但选委会负责的具体执行却很失败。
4月26日，马德拉斯高等法院认为选委会对第二波病毒的传播负有 "唯一 "责任。然而，这些并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行动，仅仅而是对普通公民热切呼吁当局采取行动的反应。选举委员会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而是采取了防御措施，要求禁止媒体报道相关言论，并说马德拉斯高等法院的言论是 "没有必要的"。委员会的上诉被驳回了，但其对选举集会的纵容对印度人民造成的伤害早已铸成。
翻译：朽木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