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2】疫情爆发，拿赔偿金
二审结束之后，我就认为我已经输定了。
我对二审的现实理解也从“纠正一审的法理错误”变成了“实际上随便走个流程吧”，包括法官都不听我说话，这是对方姿态问题，我不觉得这是应诉技巧的问题。
当然，我不知道是天底下所有的民事二审都是这样，还是只有我这样，感受非常之不好。
在二审结束之后，我急匆匆跑到医院，试图拿回一审判给我的五万赔偿金，是的，我不认可这个结果，但我还是必须拿这笔钱。
等我顺着熟悉的小路一路跑上11楼医患关系室的时候，看见的还是医院工作人员结巴林清那张国字脸，准确的说是他的国字背，因为他听到了我的敲门示意声，只是略微转了一下头看了我一眼，便继续回头敲键盘当作我不存在。我在门口站了五分钟，他始终故意无动于衷以图来恶心我，我开始咚咚咚地砸门，砸了整整三分钟，砸到同一个办公室内一个三十来岁的女子终于站出来：“你谁啊？找人吗？”
我说：“我的官司结果下来了，我来拿钱。”
女子回头对结巴林清说：“你处理一下。”林清终于不能在装看不见了，站起来堆起了谄媚又虚伪的笑容：“哟，这不是阮受害者吗？怎么不继续告啦？还是要钱？”
我已经身经百战了，不会被这言语里小小的羞辱刺激到，拿出了一审裁决书：“五万，什么时候给？”
林清又贱贱的嬉笑：“才五万啊？太，太少了啊。你要不等二审判决完了攒多点再来，反正你要钱嘛。”
我一个字一个字的说：“你他妈，能给还是不能给。”
旁边那位女士站起来怒骂我：“你这个患者怎么回事，怎么说话的啊？我们都是工作人员。你对我们说什么脏话啊？”
我转头看了她一眼，我问她：“刚才他怎么说话的，你没听见吗？”
三十来岁的女子不回答我的问题，反复说：“这里是医院，你放尊重一点，我们工作人员跟你没仇。”
我回怼：“他尊重我了吗？怎么他不尊重我的时候，你一声不吭呢？”
林清过来假惺惺拉偏架：“哎，姐，姐，不要跟他吵，有些人确实就是没素质。”
呵，我冷哼一声，我在医院受到的羞辱总是最多。林清说：“进入二审流程了，二审结果下来才能拿钱，你拿着一审的判决书就来拿钱，想钱想疯了吧。”
我心里一嘀咕，靠，可能真是这样，这次是我来错了，我默默收起了一审判决书，走去电梯那边，背后是结巴林清和另一个工作人员的窃窃私语，大概是在说我坏话。
当夜我没有在亲戚家住，连夜坐火车回了上海，晚上在硬座上百无聊赖翻手机，我首页的人正在因为武汉疫情到底存在还是不存在吵作一团，缓则圈们大喊武汉是四省通衢，完蛋啦，五毛们纷纷怒斥是谣言，是捕风捉影，是企图XXX。我正被自己的事情搞得很烦心，情绪还停留在被医院工作人员阴阳怪气的下午，没有参与任何一方论战，关掉手机看着漆黑的火车窗户，听着铁轨“况且况且”的行驶声，只觉得这个世界哪里都没有片刻清净。那时的我还真的没想到，一场改变世界的重大灾难马上就要到来。
回到上海之后，疫情猛地爆发起来，平常苛刻的老板在危机时刻居然展现出无比的关怀，要求我们每个人都回家上班工作，不需要留在上海。饶是我活了三十年，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场面，所以很尴尬地在上海停留几天后，我又回到了福建跑毒，在回去之前，我在公司门口金陵大厦吃了碗盖浇饭，我对那碗盖浇饭印象很深刻，当时我背着巨大的旅行包吃到一半，门口忽然冲进来一个阿姨向老板要钱，自称是老板妈妈，而老板已经三年没有给赡养费了。后厨冲出一个年轻女子似乎是老板娘，她们开始吵吵闹闹到动手打砸，油盐酱醋大蒜从我身边飞过，但我还没吃完那碗盖浇饭，最后阿姨从我嘴边拿起那碗盖浇饭，啪地一声砸在年轻女子的头上，开始蹲在地上嚎啕大哭。我连饭都被人抢走了，只好默默背上行李走出这家店，直到地铁坐到机场，我才想起来：“哎哟，那碗肥肠盖浇饭，我还没付钱呢。”
我回到家里，又过了一个寂寞的春节，家里人已经闭口不提我的官司，事实上她们也没有人在关心，但确实也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消毒，清理，防疫。我在福建一直呆到了三月，终于收到了中院二审的判决书，除了重复一遍一审的论述，结论只有简单的几个字：“一审没什么问题，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书内还是一个字都不提有关医院篡改病历的事情，也不提及我在庭上如何疾呼病历真假和案情很有关系，仿佛这件事没有发生过。
犹豫了几分钟之后，我拨通了中审法院的电话，我问法官：“可以进行判后答疑吗？我对里面的内容不认同。”法官很不耐烦地说：“现在疫情，没空安排搞这些事情，答疑不答疑，反正你结果也不可能改变。”我再问法官：“我在庭上要求鉴定病历的篡改，这个诉求为什么完全不听也不体现呢？”法官说：“法院这么写就有这么写的道理，需要当事人来教我怎么判案吗？”说完我沉默了，我觉得无话可说，对方喂了几声，就挂掉了电话。
我沉默地订好了去福州的动车票，准备沉默地再次上诉，在中国的法律里，二审就是终审判决，但理论上还可以再审，抗诉，但后面两者就更没有什么指望了，我也只是不甘心而已。
在简单办理完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流程之后，我拿着终审判决书，再次找上附一医院的门，这次是真的可以拿钱了。
我走到医务科11楼的时候是下午两点，结巴林清不在，办公室只有那个中年女子在睡午觉，我说明来意之后，对方继续躺下睡觉，说不归她负责。我坐了一个小时到下午三点，林清还没出现，女子还在睡觉，我只好去敲隔壁办公室的门，问所有人结巴林清去哪了，我要来拿赔偿金。
一通带着点恶意的折腾，半个小时之后，结巴林清气喘吁吁跑上了楼，看见是我，脸色阴沉的很，伸手对我说：“判决书拿来。”
我把判决书给他看了一眼，他想伸手拿走，被我立刻收起，我说：“这是原件，你不能拿走。”
“我拿去复印，不然怎么给你钱。”他气急败坏。
“我自己去印就好了，我不太相信你。抱歉。”我轻描淡写回怼了一句。
“操”他脱下口罩骂了一句脏话：“不相信就别来找我，你不还得拿钱。”
“不一定，我也可以找你领导，比如你们院长办公室就在楼上，你知道我很能闹的。”
我这话说出口，林清就怂了，半天不讲话，我拿着原件走到办公室的复印机那头，开始复印材料。这时候睡午觉的女子起身，她一站起来就骂我：“你们这些患者真的太不知好歹了，你知道现在新冠疫情我们医生有多辛苦吗？每天跑来跑去，你们居然还过来找茬？”
我没回应她，我跟她不像跟结巴林清一样仇怨很大，她只是一个普通态度很差的工作人员，所以骂她并没有什么心理上的快感。
而且我也知道，疫情里医生确实很辛苦，但那又怎么样？在我这件事里，两者并没有关系，没有道理我这个被这家医院伤害过的人，又要转过头去体谅你们，你们何时体谅过我呢。
在复印完材料之后，我忽然发现一件事，判决书已经下来一个多月了，按理来说，它们早该在半个月前就给付这个赔偿金给我，但它们没有。
我想了一会，叫来了林清，搬出司法解释要对方在赔偿金之外，赔付迟延履行利息。
林清在这最后关头还是气不过，气到咬牙开始骂我：“你没工作吗？没别的事干了吗？”
我说“对呀，你才知道。”
“你就这么缺钱？这点都要计较？”“对呀，毕竟我没有为虎作伥，没有脏钱吃。”
“你这么固执折腾，不累吗？”“这是正常人的权利，只有做了恶事的人害怕别人维权。”
“你简直是个奇葩，是我见过最奇葩的人。”“渣滓倒看不惯正常人了。”
“你做人这么不通情达理会有报应的”“什么报应？像你一样脑子糊涂，逻辑混乱，良心蒙尘，还天生说话结巴吗？”
结巴林清，脸气成了猪肝色，快把自己的舌头咬断了，感觉要过来打我。
我之前在医院贴小纸条的时候，把每个地方的监控情况都搞清楚了，指了指走廊摄像头，他又一脸便秘地坐了回去，其实我还蛮想他动手的，毕竟我专程学过散打，想找机会打这个混蛋也很久了。
骂完之后，我感觉有点爽，算是理解了为什么电视剧里，反派都喜欢话多这个道理，好像也有小说这么写过，有时候言语的复仇比行动刺激，真的能缓解一下当下的抑郁。
骂完之后，我签了字和银行账号，就离开了附一医院。2020年4月3日，这是我最后一次走进这家医院，在这里，我治疗过，受伤过，闹过，被打过，半夜进来贴过纸条，被扭送到派出所过，以一种两败俱伤的言语羞辱完成了最后的表演，只不过它只损失了一根毛，而我毁掉了我一只眼睛。
在公交车上，医院的律师林柏冬添加了我的微信。
我通过之后，他的第一句话是：“你连这点钱你都要算吗？”他指的肯定是迟延履行利息
我回：“要的，不用问了。”他给我转来了两千块钱，我点击收下，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是由律师个人来给我，但我也懒得搞懂了，无非就是他们互相甩锅的问题。
我点开这个“以不承认应对所有质疑”的林柏冬律师的朋友圈，里面全是一些“正义、善良、仁义”之类的自夸之语，我默默又关掉了微信，人人都如此，是吧。
钱到账了，我一点也不快乐。
【2020.4】再审开启与行政流程的结局
小钱到账之后，大钱还没这么快，再审受理通知书也到了。
但事实上所有法院流程后面都只是人生体验而已，闹腾不出什么水花。我打电话给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对方说：“啊，你不用打电话给我，我自己看资料就好了，出结果会告诉你的。”
我说：“我想和你聊聊我的诉求，可以吗？之前的一审二审，法官连话都不肯听我说。”
电话那头的年轻男法官说：“啊，不好意思，我没空，要不你说个两分钟把。”
我说：“好，请问再审什么时候开庭呢？我就想知道，为什么都无视病历篡改这个事情。”
男法官说：“再审不开庭的，我们是审查材料出结果。至于是不是病历篡改嘛，这个，哈哈你其实应该去找卫生厅才对啊，这个，嗯，看了再说，现在你跟我说我也不懂，啊，我要开会了，先挂了。”
对方急匆匆挂掉了电话，三天后，五天后，这个电话我从此再也没有打通过。
直到三个月后，再审的判决书下来，上面也是这几个字：“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我的所有努力，还是像一次一次石头砸进粪坑里，明摆着沉下去，连个声音都没有。
我已经别无所求了，我只希望改病历的医生，能够得到惩罚。
我想起医院的政府直属机构，最初我投诉的时候，去的医政处和卫生厅，当时它们告诉我，要去找法院，让法院来裁决，现在法院裁决医院有一半过错，但拒绝裁定病历相关事件。
找它们还有用吗？有了法院切实的结果，它们还会有什么说辞呢？
再放上我曾经的维权流程
我拿着材料，再次走进了那个“云深不知处”，那栋被绿树环绕的荫凉的政府大楼。通过层层保安和武警之后，我还是被拦在了医调委信访室的外围。
接待我的，还是那位两年之前的接待员，那个约莫五十岁的黝黑清贫的男子，我还记得他，但他已经不记得我了，他的年纪好像更大了一点，似乎从来没有得志过，也是，五十岁还在干这个，能有什么仕途可言。这次我比之前聪明，我还带上了录音机。
我简单把我的诉求重复了一遍，告诉他：“我两年前已经来过了，你们让我先去法院。现在法院结果出来了，但没有对医生进行任何行政处罚，只针对改病历这件事，我要求卫生厅展开调查，我不要任何赔偿，只要结果。”
听到我这么说之后，他才惊讶抬起眼看了我一眼，但那个老花镜之下的眼神表示，他依旧不记得我是谁。
他让我下午再来，他说他没有权力，下午会安排相关人员和我协商。
我相信了他，离开了卫生厅，下午两点我再来的时候，却被保安拦在门外。
我对老保安说：“我和工作人员约好了下午。”
老保安说：“没有听说，不让进。工作人员在开会，不许进去，以后再来吧。”
“以后是什么时候？”
“不开会的时候。”
“什么时候不开会？”
“不知道不知道，反正不许进去。”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我连续都来，他们连续开会。
直到第五天，我对老保安说：“我知道不是真的开会，这样吧大叔，我也不为难你，你给我个电话，我打给他，如果不肯的话，那我就硬闯，到时候你的工作不好做。”
老保安看我坚持不懈来，可能多少对我动了一点恻隐之心，他叹了口气说：“我帮你打给他问问吧，领导的电话是不可能给你的。”他转身躲进小房间，打了几个电话。
半个小时之后，一个胖胖的大叔拿着笔记本下来了，自称是卫计委医政处的工作人员。
他们的流程其实我已经经历过一次了，第一次来的五十岁的大叔负责登记，第二次来的人负责专项处理。上次专项处理的人就是告诉我：“你必须得去法院立案，拿出判决书和鉴定资料我们才能做事”的三十岁女子。这次居然不是上次那个严肃的“女教师”工作人员，我有点惊讶。
我坐在凳子上，仔细端详了一下这个新的“工作人员”，四十来岁的大叔，矮矮胖胖，带着方形眼镜，一脸佛像，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双眉之间有一颗痣，乍一看似乎是很好说话的类型。
我问他：“您就是医政处负责处理病历鉴定的人对吗？”说着的时候我打开了录音。
对方点头称是，我不厌其烦将诉求和流程再次重复了一遍。
并且拿出判决书告诉他：“我两年前来过这里，当时你们管我要法院判决书和鉴定报告，现在两样都有了，你们可以处理了。”
对方云游物外，仿佛什么都没听见。
我又重复了几遍，对方慢悠悠说：“你这个……我已经没办法处理了，已经进入到涉诉流程了，法院管我们就不管了。”
我声音提高了三度：“法院已经结束了，赔的钱我也拿到了，但是法院不管改病历的事情，现在是轮到你们管了。”
对方还是重复那句话：不受理，不管了。
我暴怒问他：“没去法院之前让我去法院，去了法院之后说法院管了你们无法受理，法院告诉我这个事情归你们管，那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才管？”
对方慢悠悠重复说：“没办法处理了，已经进入到涉诉流程了。”
“所以你们就是踢皮球？”
对方慢悠悠喝了口水：“不是，不是踢皮球。”
我继续质问：“不是的话那到底谁管？”
对方重复：“没办法处理了，已经进入到涉诉流程了”
“所以你们就是踢皮球！”“不，不是踢皮球。”他依然慢悠悠回复。
我又想打人了。
（13分钟和工作人员的小Audio）
一整个下午，我使出浑身解数，和他拆解什么叫踢皮球，什么叫没党性，什么叫不为人民服务，说到最后，我声嘶力竭，对方大叔的汗也从额头流了下来。但他仍然坚持一句话：“不，不是踢皮球，但无法受理了。”
“不是踢皮球，那骗我去法院就是阴我。”
“不，不是阴你。”那问是什么呢？对方又不说话……我无话可接了，我开始觉得淘宝客服更说人话。但我也会熬呀，直到下班我都不让他走，就是缠着他不断要求受理。最后大叔为了急于脱身，在我逼迫之下，收下了我的材料，并签下了这么一张字条。
我拿着纸条问他，什么时候给我回复？他流着汗说：“明天早上，明天早上你来。”
我回头问老保安：“保安大叔，你听到了，明天早上我和这位领导在这里碰头。”老保安不动神色，钻进了保安亭，一言不发。
第二天我来了，老保安一看就我就哈哈大笑，我问：“你笑什么？”
老保安说：“小伙子，你真是个傻子啊。”
我撇撇嘴：“那个胖子今天不会来对不对？”老保安摸摸头：“当然不会来了！他还交代我们，以后都不会见你了。”
“所以前几天的开会也是真的在骗我咯？”“那倒不是骗你，最近开会确实比较多，我骗你干什么，我们跟你一样，都是穷苦人。”
我蹲在政府大楼门口，唉声叹气，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想去找纪委。
老保安非常不屑：“找纪委有什么用呢？我在这里待这么久了，我告诉你，你这种事情，就是哪里发生在哪里解决，来这里找这些乱七八糟分管部门，不可能给你解决的。”说完他来拍了拍我的肩膀，告诉我，这是经验。“医院发生，就在医院闹。”
（我也偷偷录下了和老保安的对话）
我苦笑了一下，原来就连政府部门的老保安，都隐隐暗示我“医闹才是最好的解决方式。”我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我想跟他说“我闹过了”，但其实又很后悔，也许我应该坚持闹下去，而不是真的跑来走什么法律流程。我知道我这个说法很危险，放到网上大概是要被骂到狗血淋头的，居然支持医闹，但这个想法在我脑海里也是一闪而过，如今回头去想当时的懊恼，我愿意说，我仍然不支持，但也许今后，我会下意识，就事论事地对它多一些体会。
我知道这里不可能再等到人之后，起身走了。走之前我回头看了一下这栋雄伟又有点幽暗的大楼。看到保安室旁的小厕所，上面还写着那几个凌乱的字“冤”，可能是两年前那个疯疯癫癫老人写的，也可能是后来人写的，分辨不出，但想起那个老人的身影，我有点慌张，可能不知不觉，我也变成了那样一个疯子。
第二天，我整理好了材料，走到了隔壁区的省纪委，我要投诉谁，我也不知道。
我没有任何谁收受贿赂的证据，我只是觉得，这个权维得太荒谬，处理的结果太不符合常理。
纪委的安检比政府部门严很多，录音机，手机，都不能带进去。在大厅排队的时候，我的前面又在吵吵嚷嚷，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大爷，穿着毛主席外套，大声背着八荣八耻，似乎要以此要挟工作人员受理某件事情，他还没背几句，就被年轻人架了出去。
纪委的一楼有8个窗口，一楼只是负责简单阐述事情，对方那个接收员若觉得合理，就安排你上二楼去提交详细材料。轮到的时候，我在最后一个窗口坐定，坐在里面的是一个二十来岁的一脸痞气的小年轻，出乎我的意料，更令我惊讶的是，他一边接待我，一边还在手机上玩小游戏。
我刚说出我的病历被篡改，对方就不耐烦打断我：“别来这，去找医政处，卫生厅。”我耐心解释这些途径我都试过了，法院也判下来了，现在要投诉卫计委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对方冷笑了一声，说：“你法院都判了，你就回去工作不就完了吗？还折腾啥。”
我说：“我要当事医生得到惩罚。”
他又不耐烦地说：“人部门不受理，有没有可能你无理取闹呢？不是对方玩忽职守呢？总不能你是受害者，就你有理吧？”
面对这网络脑残一般的言论，我又火冒三丈。其实现实生活中我很少生气脾气温和，但在维权过程中，我总是很容易动不动破防，有的时候，羞辱是种很奇怪的感觉，虽然很小，总容易压过更深厚的爱恨情仇。
我拍着桌子大声说：“你看都没看就说是我的错？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对方玩忽职守呢？那你们要不要调查呢？！”
对方的表情十分讥笑凉薄和玩味，还没有回答我，立刻手机响了起来，他也不再理我，起身去接电话了。他的手机铃声是去年很火的那首歌“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此情此景，听了不免觉得好讽刺，你就像个令人生厌的老油子，根本不是少年。
他电话一接就是二十分钟，我被转移到另一个窗口，这个部门的混乱无序令我感到无语。第二个窗口的大姐，倒是十分好说话，也可能是快下班了，匆匆扫了几眼我的材料，就让我去二楼。
二楼的工作人员比一楼像样一些，胸口都还别了个小党章，到了二楼之后，我再次阐述了我的诉求，对方犹豫了一下，摇摇头，对我说：“你要强行受理，当然是可以，不过……。”
“不过什么？”“牵涉到医疗方面的事情，纪委没什么发言权。”
“我要投诉的是玩忽职守，不是医疗。”对方没有在接话，想了想就说：“那就收进来看看吧，我也不能确定，反正我只是窗口工作人员。”
“那什么时候可以给我回复？”工作人员笑了：“没有回复，查出来就处理，查不出来就没办法了。”
“那没有回复，我怎么知道进展到什么地步，我怎么知道你们到底查不查呢？”
“那……看你自己了，反正就是这样，你要不要递呢？”
面对客气又无任何实际内容的言辞，我哑口无言，只好还是选择递交了材料，是的，这又一份石沉大海的材料，直到今日，我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当天晚上，我在姑姑家长吁短叹。我一个多年未见的表弟从国外回来躲疫情，姑丈在旁边泡茶，姑丈问我：“你叹什么气？”我说：“我又被骗了，卫计委的人让我从法院这得到结果后去找它，结果我打完官司却找借口把我拒之门外。”姑丈哈哈大笑：“怎么你还在搞这些事，你还真信啦。”表弟也一脸困惑问我：“哥，你之前这些地方都已经去过了不是吗？怎么还去？还没结束吗？”
我根本不知道要怎么跟他形容我这种纠缠不清，重复申请，重复不受理的处境。姑丈给我倒了一杯茶说：“放弃吧，你真的别再趟浑水了。”
我心里想，不是我要趟浑水，是浑水已经把我淹没了，我逃不掉。
【2020.7】二零年的夏天
两个多月后，医院的赔偿款到账了，和它一起到的，是再审结案通知书。
“阮一并未举证证明附一医院有篡改病历的行为，驳回再审申请。”
我看完就把它揉成一团，丢进垃圾桶了，所以我给你的那些证据是什么？几张白纸吗？我对这种睁眼说瞎话的可悲可笑已经全然麻木了。
心绪激荡了几分钟之后，我傻兮兮把判决书从垃圾桶里翻了出来，我又觉得，我还是要留着它，留着它证明我做过了这些事情。
七月十三号，我带着我姐再次来到福州，她来做化疗，这是此行的重点，而我，想乘最后的这个夏天，把事情真正了结掉。
我拿着再审通知书，到了福州省检察院，这是所有程序环节里的最最后一环——【抗诉】。
两年多了，我终于走到了终点。
抗诉，就是我不认可，我死也不认可这个结果，如果抗诉失败，就再也没路可以走了。
检察院也分市检察院和省检察院，我差一点搞错，安顿好家里人，到检察院就已经11：00了。
我思考着办事时间应该到早上11：30分，还有半个小时，急匆匆夹着卷宗就往里走，但迎面而来穿着保安服的工作人员却驱赶我出门，说下班了。我问：“下午几点上班？”她指了指墙上的作息表，上面写着：“早晨到11：30、下午2：30开始。”我很惊讶：“这不是还来得及吗？不是还有半小时吗？”对方用大惊小怪的眼神看着我说：“工作人员难道不用提前下班吃午饭吗？”
我：“？？？？？开玩笑？中间三个小时不够她吃午饭吗？”
我的质疑从来都没有用，反正就是不接待了，我无奈地去买点午饭回去医院。
下午两点，我准时再次赶到检察院，拿了下午第一个号。但我一直坐到14：50分，大厅仍是空无一人，没有任何一个工作人员出现。我开始不耐烦起来，敲打玻璃窗户：“有人吗？下午上班时间不是已经到了吗？”在一旁安检的工作人员立刻冲进来，对我大声斥责：“不要敲！上班了他们自然会出来！敲什么敲！”我转身发出了我的疑惑：“难道，检察院工作人员上班不用打卡吗？怎么会五个窗口一个人都没有出来，上班时间已经过了20分钟了啊。”
对方用少见多怪的眼神看着我说：“总得睡个午觉，洗把脸，上个厕所吧？你等着就是了。”
我坐回了座位上，又等了30分钟。
到15：30分，我忍无可忍举起手机，拍下了一张照片，照片里是空空如也的工作台。
已经超过上班时间一整个小时了
我的此举立刻被安保人员发现了，他们大声呵斥着，冲过来抢下了我的手机，要求我删掉这张照片。我说：“删，可以。但能不能有一个人帮我进去叫一下工作人员出来上班？有人出来我立刻就删。”
可能被我这个癫狂的,不稳定的举动吓到了，立刻就有人走进门里，似乎去叫人。
五分钟后，就有一个工作人员衣冠楚楚地出现了，热情招呼我去办理抗诉业务，我也听从安排乖巧地删掉了照片，当然，他们都是跟不上时代的老年人，不知道我手机有云盘备份功能。
我按部就班地在窗口前完成所有抗诉申请的手续，五分钟之后才发现又搞了一场乌龙，原来我不该在省检察院，我应该回市检察院去申请抗诉。
在知道是我的乌龙导致她出来工作之后，那位工作人员脸色一下子变得非常不好，埋怨了我一句：“你以后做事情要搞清楚，没搞清楚就叫人干什么。”
我本来是有些抱歉，听到这话便又浑身不乐意了，阴阳怪气回呛一句：“是我的错，我没想到你们工作需要休息这么久，一天只上两个小时班。”
对方气鼓鼓离开了柜台，我也气鼓鼓离开了检察院。
快马加鞭到市检察院办完所有后续之后，我得到了一张《抗诉受理通知书》，我照例问了一下工作人员：1、会审查吗？2、会开庭吗？3、会通知我吗？，得到了“不知道；不知道；不确定。”三个答案。
我深深叹了口气，也不再追问了。
就这样吧，这场维权流程，从头到尾，就没有一个环节是合规、没有毛病的，又或者，在这么一个省份这么一个地方，这样乱来本身就是规。
从检察院出来之后，我很巧接到了中级人民法院的电话，电话那头还是那个声音很甜，额外替我打点时间的书记员小姐姐。她说：因为判决已经生效了，所以我需要去法院交一下诉讼费2500元。
我说：“好，我现在就在福州，但是现在有点晚了，我过去也许要五点，你们下班了。”
电话那头犹豫了几秒钟，说：“那你来吧，晚一点没关系，我等你呀。”
我不知道她会不会真的等我，我不怎么相信，所以慢悠悠坐着地铁去了中院。一个小时后，我到达那栋巍峨雄伟的黑色建筑门口，正准备再次给她打电话。
忽然遥遥地看见一只粉红色的兔子，在对我招手，喊我的名字：“阮一，阮一、这里。”
因为一只眼睛受伤了，所以我眼神不太好，反复看了好几遍，才确认这个穿着粉红萝莉玩偶服的少女，就是那个脱下工作制服的书记员小妹妹。
这身衣服在街上也很少见人穿，可太有活力了。我把发票交给她的时候，忍不住多看了她几眼，她穿着奇特的便装，笑容都变甜了。她忽然问我：“你怎么今天会来福州啊？”
我说：“额……我，其实我是来抗诉的。”
“噢～”她点点头，帽子背后的兔子耳朵随着点头一晃一晃的：“唔，你是可以抗诉啦～当事人都有这个权利，但是～哎呀，你不要怪我泼你冷水，其实是，真的没什么用的啦。”她脱下了工作制服，变回了一个正常人，意外地连话都开始变多了：“你呢，还是要重新开始生活，好好工作。这个事情，就忘掉它吧。”
“嗯……嗯”我没有回答什么，也有点不想和法院工作人员讨论这个问题。
她双手合十，拍了一下掌，发出一声可爱的轻响，“那我先拿进去咯。”
“嗯……嗯”
她蹦蹦跳跳往法院大门里走去，走到一半，忽然转身回头看看我，见我在原地没有动，还在愣愣看她，她朝我挥了挥手再见。
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一幕再普通不过的场景印象深刻，直到现在都不曾忘记。
那一刻已经是傍晚，阳光其实不怎么强烈，背后是法院黑色的阴沉的巨大的楼，像一块乌黑的穹布。但我的回忆里，又觉得阳光分外刺眼，一切景物纤毫毕现，一只粉红色的小兔子，在这种庄严肃穆的布景氛围中显得特别的特别的醒目，但她一直在往前走，慢慢地慢慢地融进这块黑布里，然后我什么也看不见了。
医院的楼是白色的，医生们拥有的自傲的医疗解释权，医生们组成的密集关系网巨大又难以撼动，我称之为白色巨塔，白色的塔看起来确实漂亮又纯洁，但把我这个只想讨到公道的医患纠纷患者，狠狠压在下面无法动弹。
法院的楼是黑色的，这里的法官总是懒得听诉求，每个人看起来忙忙碌碌又机械的行事，让人有话不能说，说了没有用，不服找上级，上级继续走流程，这是隔壁的黑色巨塔。
政府部门的楼是灰色的，它们推来推去，永远将你拒之门外，每栋办公楼都很大，每个人都说不归我管，每个人都在开会，你永远都进不了门，更永远都不知道它们在干什么，可能也算得上是灰色的巨塔吧，湮灭你还想继续下去的心。
“三座巨塔”就是在这一刻，我忽然想到这个名词，我想如果我要写回忆录，我就要用这个词。
我转过身离开了，自始自终我也没向她要过联系方式，不像从前很骚的我，毋庸置疑，这肯定就是我和她的萍水相逢的最后一面。我又叹了一口气，我这几年只会叹气，夏至的晚风带起一点青草的香气，南方的夕阳挺美的，中国的疫情已经控制的很好了，路上下班的人欢声笑语，都开始渐渐不戴口罩了。如果不是我还身处漩涡之中，我会觉得这一切清晰迷人，就像是世界的重生。
这一场仗，我输了，我此刻已经做完了所有我能做的事情，谁也没资格说我不够努力或者没有付出代价了，可那个治坏我的医生、篡改病历的医生却仍然没有得到任何惩罚。接下来，还能做什么呢？
没想法更没来由，我感到一阵深深的怅然若失，在坎坷的医疗官司道路上艰难前行多年，终点所见却不是令人迷醉的新天地，而只是平淡无奇的旧景物。
回到医院的时候，家人正在喝银鹭罐装的花生牛奶，她从来都不知道我出去做些什么，大概还以为我出去玩了呢。病房刚消毒过，带着一点臭氧的味道，她问我：“明天可以出院了吧？”
“差不多了吧。”
“嗯……”她欲言又止：“这次出院以后，我不想回去了，我想去外面玩一玩。”
“啊？你想去哪里？”
“我想去布达拉宫看一看，我没去过，就是有点太远了，应该很贵。”
我掀开被单，坐在了病床上，本来想握住她的手，但那一刻没来由有点害羞，我从未这样表达过感情，最后落下了半拍，只抓住了她的衣袖。
“去啊，我有钱。”我装作很豪气地说，但不知道是因为一切结束觉得轻松了，还是夏天的黄昏本身就这么令人悲伤泛滥，说完这两个字，我忽然有点哽咽，差一点点眼泪控制不住流了下来：“就下半年我们就去，你要去哪里，我都带你去。”
我知道我的人生接下来要做什么了。
2020年的夏天，我刚好三十岁整了。
（完。）
PS：前天刚收到检察院的通知：我的抗诉申请，还是被驳回了。 2021.5.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