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感谢你们慷慨邀请我来到这里。台上的我们有遮阳棚，而台下的大家正在经受烈日考验，对此我深表同情。所以，我会缩短我的演讲，尽量讲一些核心的要点。（台下观众鼓掌欢呼）你们这个反应是在鼓励我对演讲内容再进行删减。
当我处于你们的位置，在1965年参加自己的大学毕业典礼时，那是57年前的事情了，别在你们的脑中做算术来算我的年纪哦！在那时，越南战争的战况开始迅速升级，我是拿着海军军官培训奖学金读的大学，所以我知道自己有可能被送去越战前线。老实说，我痛恨这场战争。但是我当时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我对自己感到很失望。无论你通过什么方式认识到这一点，但你会知道对自己失望可不是什么有趣的事。我看到了很多对此表达认同的笑脸。而当你对自己失望的时候，你要么选择粉饰太平，要么直面困境，或者找出一些妥协的办法。这是一种非常令人不安的感觉。在我服役的最后一年，我被分配去了五角大楼。我看到了关于在越南战场使用凝固汽油弹、橙剂展开大型轰炸的保密文件，你们也许从历史书中看到过相关的描述。我看到的报告非常明确地提到，在每天的500场军事突袭中，仅有少数几次行动能击中目标。但是在公开场合，尼克松总统、海军上将、国防部部长以及陆军上将将这些轰炸誉为伟大的胜利。那是一个谎言，天大的谎言。如我们所知，越南战争是一场空前的失败。但是我继续在五角大楼工作，没有做任何事。这是在丹尼尔·艾尔斯伯格将五角大楼机密文件——所有关于越战的谎言，泄露给媒体以前。我当时没有文件可作依据，只有我自己观察到的关于一系列谎言的故事可作参考。
我一直以为，在我离开海军之后，我就不用再跟谎言打交道了。我要成为一名律师。我的父亲曾是一名律师。当我被法学院录取时，我的父亲正在伊利诺伊州担任法官。当我离下一个人生选择的节点越来越近时，尽管我内心感觉自己在遵循着最审慎的计算来行事，但我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种漂流的感觉。我当时27岁了，如果我去法学院读书，我30岁才能毕业。只有你们才能体会到，30岁就是人生的终结啊！所以我开始寻找替代性选项。我考虑的一个问题是，我真正想做什么？我要了一张中央情报局（CIA）的工作申请表，但一直没填写申请。我申请了一系列的企业工作，包括宝洁公司的职位。这家公司以其生产的生活用品及食品闻名。我当时的女友打趣我说：你要成为Mr. Jiffy 花生酱先生了。每天早上，在这种“我该选择哪条路”的迷茫之中，我会从门口捡起《华盛顿邮报》的报纸。在我阅读那些充满能量、无畏果敢的文章时，我想，也许我愿意当一名记者。
令人跌破眼镜的是，尽管我没有任何新闻媒体从业经验，我还是去面试了，告诉面试官我想成为一名记者。现场的人都笑了。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同意让我试试。我热爱作为新闻工作者的每一分钟，这是从一开始就有的强烈感觉。新闻记者的目标是：找到真相，找到能够被获知的最大程度的真相。我想，于我来说，这有点像是一见钟情的感觉。我写了很多文章以及文章段落，但是没有一篇得以被发表，这让我感到深深失望。“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本地新闻的编辑对我这样说。我的试用期就这样仓促又令人难为情地终结了。我对这位编辑说：“谢谢你！”这名编辑很困惑：“你失败了，为什么还要感谢我？”我对他说：“因为我知道了这是我想要去做的事。”
编辑部里的那种能量、那种报道新闻的迫切性让我深深着迷。我在马里兰州郊区的一家小型周报社找到了一份工作，每周挣115美金。我给我的父亲——那位法官——打了电话，告诉他我不去读法学院了。他对此的回应是：“你疯了！”听到他的答案，我知道了，我也许走对了路。我们都渴望获得父母的认同，但有时，以一种令人困惑的方式，我们希望听到父母的反对。在接下来的一年，我在这家报社写了很多篇报道。我被《华盛顿邮报》返聘了回去。一开始，我负责「夜警出勤」版块的报道工作，从晚上6:30工作到凌晨2:30，工作8小时。这让我更喜欢这份工作了，因为警察这个群体是好的新闻故事的源泉。
在我入职《华盛顿邮报》的9个月以后，一个周六的早晨，我接到了一通电话。那一天是1972年6月17日，距现在已经有50年了。在电话中，我接到了报道窃贼闯入位于水门饭店的美国民主党总部办公室这一案件的任务。早间新闻的编辑当时正发愁：谁会这么傻，在一个如此美丽的周末早晨来报社工作？他们马上想到了我，因为我对所有的报道任务都来者不拒。我可以跟着警察工作8小时，补会儿觉，然后第二天早上接着上班。我热爱新闻事业，它与我在美国海军受束缚的生活截然相反。在窃贼闯入水门总部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卡尔·伯恩斯坦和我写了我们关于水门事件的第一篇报道文章，开始揭发一系列惊人的谎言。两年多后，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事件的丑闻而辞职。
我不确定，这个职业轨迹是否能教给人们一课，但是我有一个建议：别急着去做可能对你的人生来说是错误的事。
你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呢？我想是有可能规避这种情况的：考虑所有的替代性选项，别害怕去尝试新的事物，即使那意味着去做Mr. Jiffy 花生酱先生。将焦点放在你感兴趣的事情上，别选择安全的道路。 在别人的眼中，甚至是在你的父母或监护人的眼中，一些道路或许听上去有些疯狂，但对你来说，这也许就是正确的路。你们要去犯自己的错误，别害怕犯错。我爸爸一生都是一名美国共和党人，在去世前都觉得我疯了。这可能也是遗传吧，从一种疯狂到另一种执念。
我想要花点时间来聊聊人类努力中的不完美，确切地说，是我曾犯过的错误。这听上去像是陈词滥调，但我想你们会认同这一点：相比于成功，我们从错误和失败中学到更多东西。 我想你们也会认识到一点，如果你尚未意识到的话，我可是已经缩减了5页纸的演讲内容了。 我想讲的核心是：你如何能如此确信自己是正确的、自己在做正确的事以及自己是否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有时候，你不得不改变你对自己及他人的看法。
最近几年，有一件事一直盘踞在我的脑海中，而我希望它永不消失。这件事发生在1974年9月，尼克松总统在前一个月已经辞职了，之前的副总统杰拉尔德·福特成为了美国总统。在入主白宫一个月后，福特总统在一个周日清晨通过电视媒体向民众宣布，他将赦免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的所有罪行。这一消息令举国震惊。有一段时间，我觉得福特之所以选择在周日大早上在电视上宣布此事，是因为他不想大家关注这件事，他希望可以消无声息地做出这个决定。我没有注意到这个新闻，我那天早上还在睡觉呢。不过伯恩斯坦醒着。他给我打了电话。卡尔只对我说了非常简短的一句话，但戏剧性极强。他是这样说的。（转向波士顿大学校长Robert A. Brown）校长先生，我能复述下我同事的原话吗？他说：“你听说了吗？”我说：“我啥也不知道啊，我在睡觉呢。”卡尔说：“那个狗娘养的赦免了另一个狗娘养的。”我很高兴自己能够听懂发生了什么。
我记得自己当时在想：非常好，这就是水门事件的腐败最终章。尼克松获得了豁免，无需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用坐牢。而福特得到了总统的位置。所有人都嗅到了秘密交易发出的恶臭。当然，白宫否认了这一切。但是如果你看历史书就知道，两年后，由于这个赦免决定以及围绕秘密交易的疑云，福特在1976年的总统大选中输给了吉米·卡特。
我深信这是一起政治腐败事件。但25年后，如果你活了这么久，重新审视你曾经做过的新闻报道是件很棒的事。我决定写一本关于从福特到克林顿这五位总统与水门遗产的书，名叫《影子》。我从来没有见过福特总统，从未采访过他，所以我打了电话给他，告诉他我想跟他聊聊关于赦免决定的事。我以为他会说“哦，我要打高尔夫，我没空做采访。”但事实证明，在我曾打过交道的人中，杰拉尔德·福特可能是最开明、直接和诚实的政坛人物。在福特成为总统的25年后，我之所以再次调查这件事，是为了挖掘历史，找出当时发生了什么，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豁免决定。我与福特的最后一场采访是在他在加州的居所中进行的。在采访中，我又一次问道：“你为什么赦免尼克松？”他笑了：“你一直在问这个问题。”我告诉他：“是的。因为我觉得你没有完全回答这个问题。”让我震惊的是，他回答说：“你知道吗？你是对的。我从来没有披露全情。这是个秘密，我甚至都没告诉我老婆Betty当时发生了什么。”
于是，在他略显凌乱的办公室中，在福特获得总统权力的25年后，我录下了历史性的对话。他说了下面这番话：“我从来不想当总统。”我一直觉得，所有的政治家都想当总统。但他说：“不，我不想当总统。我想当国会发言人。但是总统先生在腐败调查中宣布辞职……”突然之间，尼克松任命福特担任副总统，然后关于尼克松的秘密录音被发现了，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调查…..福特接着告诉我，1974年8月，在尼克松辞职的一周前，亚历山大·黑格，尼克松的白宫办公厅主任，来到副总统办公室与福特开了私人会议。黑格告诉福特：“如果你承诺赦免尼克松，他会辞职，而你将得到总统的位置。”听到这里，我在心里想：天啊，所以确实是有秘密协议的！福特发火了。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刻：他大力地拍了桌子，说：“没有秘密协议。我知道尼克松的政治生命终结了，有太多不利于他的证据。”福特知道自己将成为总统，并未与尼克松达成秘密协议。
然后，我迎来了记者生涯中最有趣的时刻之一。福特说：“让我带你进入我作为总统时所处的世界。尼克松辞职了，我成为了总统。在成为总统后的30天里，每一天，每一个抛给我、抛给白宫、抛给政坛的问题都是‘如何处置尼克松？’‘尼克松会被判刑吗？’‘白宫会出台哪些对苏新政？’‘经济出问题了，尼克松会坐牢吗？’”然后福特说…这里我要指出，你极少有机会能够完全进入受访者的头脑，但是我已经花了很长时间采访他，一共采访了7次。他说：“你看，突然之间，我获得了总统这个至高位置，你开始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而非你个人的政治立场，来看待世界。从那个角度，我意识到，我必须让尼克松从媒体头条中消失，让他存在于历史书中。我可以赦免他，宪法赋予了美国总统豁免任何人的权力。”他可以赦免我们所有人，无需经过美国最高法院的核准。
我发表了这段采访。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女儿卡罗琳·肯尼迪给我打来了电话。她说她和她的叔叔，麻省参议员泰德 ·肯尼迪，读了我的结论。她告诉我，他们同意授予杰拉尔德·福特肯尼迪勇气奖，这不是基于他作为政治家或总统的政绩而做出的决定，而是根据他出于国家利益选择豁免尼克松的行为而颁发的奖项。他们在肯尼迪图书馆举办了授奖仪式，我没有到场参加，而是在电视上看了直播。
整件事让我感觉像洗了个冷水澡：回到1974年，我深信这个豁免的命令是一场终极的腐败交易。但当你从历史的滤镜中重新审视这件事，25年后，当时看上去像是板上钉钉的腐败事实被证实是一次勇敢的行动。在我所从事的领域，经历了这件事后，你很难不去反思：还有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还有什么是我搞错了的？多年以来，我一直在试图提醒自己记住重要的一课：不要预设任何事的答案，你有可能是错误的。你也许需要时间去看清真相。而时间是这个过程中重要的元素。
从尼克松到特朗普再到现在的拜登，在对历任总统进行研究后，我对于总统这个工作的看法是，总统的决定是可以被解释和回答的。总统必须从这个国家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去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制定计划，而非从其所代表党派的大多数人的利益或是利益集团的角度去做决定。如果我们花些时间来思考，下一阶段最有利于这个国家的决定是什么？这是可以被定义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动荡的世界，前所未有的尤为重要的一点是，你们不要抽身而去，而是要置身事内，寻找去帮助彼此构建下一阶段的良善的机会，发挥自己的作用，以或大或小的方式带来影响。
著名的出版人、在上世纪70年代掌管《华盛顿邮报》的凯瑟琳·格雷厄姆是揭露水门案中五角大楼文件的领导者。她曾对新闻行业发表了一番看法。我希望她所说的对你们也适用。她说：“爱你所做的事业，感受到它的重要性，还有什么比这带来更多乐趣的事吗？ ”
非常感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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